《阿Q正傳》

(一)識記：

魯迅原名周樹人，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主要作品有小說集《吶喊》、《彷徨》、《故事新編》，散文詩集《野草》，雜文集《墳》、《二心集》、《且介亭雜文》等。

《阿Q正傳》是魯迅唯一的中篇小說，于1921年底在《晨報副刊》上連載。

(二)理解：

從魯迅對阿Q的態度中看魯迅小說創作思想。 魯迅對阿Q的態度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既哀憐他不幸的遭遇、卑下的地位，又惱怒他精神的麻木與愚昧。魯迅想通過小說的形式來“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這種“病苦”既是物質的貧困，也是精神的病態。可見魯迅之所以做小說的創作思想，是為啟蒙主義，為人生，為改造國民性。

(三)簡析：

小說對辛亥革命的描寫。

小說對辛亥革命是通過側面透露的方法加以描寫的。首先，作品反映了辛亥革命激起的波瀾和反響。不同階級的人物，對待這次革命有著截然不同的態度。闊人老爺、地主豪紳本能地對革命感到害怕和不安，而象阿Q這樣的被壓迫者，卻從統治者的驚慌和不安中感到“快意”，并由此而“神往”革命。其次，作品揭示了辛亥革命的極不徹底性質。革命并未改變封建統治的現狀，沒有損害那些統治者和壓迫者什么，“知縣大老爺還是原官”，“帶兵的也還是先前的老把總”，地主豪紳搖身一變成了“革命黨”，趙秀才和假洋鬼子還成了志同道合的“同志”。第三，作品總結了辛亥革命脫離群眾的歷史教訓。革命前沒有發動群眾，革命起來后，又不依靠群眾、不發揚群眾的革命積極性、不滿足群眾的革命要求。相反地，革命在中途與反革命勢力妥協了，阿Q這樣受苦無辜的農民反被當作搶劫犯槍斃了。

(四)論述：

1、分析阿Q形象及其典型意義。

阿Q是辛亥革命時期一個貧苦而未覺悟的落后農民形象，是“一個現代的我們國人的靈魂”(魯迅語)。

他生活在社會的底層，無房無地，無固定職業，靠打短工度日，受盡壓迫與剝削。作為一個農民，阿Q具有一般勞動者吃苦、耐勞、能干的品質，并有著對壓迫者的對立意識和自發的革命要求。但由于已成了一個流浪雇農，所以也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

阿Q性格的主要特征，是他在封建主義思想的影響和毒害下形成的“精神勝利法”。這種“精神勝利法”是奴隸的盲目樂觀，是脫離實際的想入非非，是不敢反抗的妄自尊大，是安于奴隸地位的高等級欲望，是有利于反動統治的腐朽意識。它有各種表現形式，如自尊自負、自輕自賤、自譬自解嘲、對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健忘、向弱者泄憤等，這實際是一種自我麻痹的手段。可見他已不能正視自己的悲慘命運，成了一個渾渾噩噩、不死不活、供人驅使的奴隸。

當然，作為一個有著深重痛苦和仇恨的阿Q來說，他內心深處也有著一種自發的革命要求，當革命起來的時，他決心“投降”革命黨，參加“造反”。 盡管阿Q心目中的“革命”還是一種盲目狹隘的復仇行動和謀取一點經濟利益的手段，但如果教育引導得法，象阿Q這樣受苦的農民是能夠成為革命的基本力量的。然而這場革命走了相反的路，摒棄和殺害了阿Q這樣可以參加革命的群眾。

阿Q形象的典型意義，首先在于其精神勝利法概括了極其深廣的社會歷史內容，它是普遍存在于中華民族各階層的一種國民性弱點;其次，阿Q的悲劇命運客觀上揭示了辛亥革命的歷史教訓，提出了在中國民主革命中啟發農民覺悟的重要性這一重大問題。

2、分析阿Q的“革命”及其“大團圓”結局。

阿Q的社會地位決定了他有革命的要求和可能，正如魯迅所說;“中國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會做的。”他從地主階級的恐慌中感到“革命”對自己有利，從而“神往”以致要“參加”革命。但他對革命又一無所知，以為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歡誰就是誰”，他的“革命”觀在要求改變自己地位的歷史合理性的同時，充滿了私欲和糊涂觀念。

阿Q的“大團圓”結局，令人心酸地表明：阿Q依然是阿Q，辛亥革命沒有使他在精神上獲得新生;趙太爺們依然是有權有勢，任意主宰窮人的命運。這些都是辛亥革命的歷史教訓。

3、分析作品的現實主義特色和傳神的白描手法。

現實主義特色主要是真實地再現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作品中作為典型環境的未莊是當時中國廣大農村的一個縮影。在這里，地主階級對廣大農民實行殘酷的壓迫和統治，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趙太爺是農民命運的主宰。在這里，農民過著奴隸式的生活，他們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精神上受奴役、人格上受凌辱。長期來，農民已變得十分麻木，而封建主義思想的統治則更加得以穩固。作為典型性格的阿Q便是在這種典型環境中產生的，他既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個性，又具有深廣的社會歷史內涵。魯迅采用“雜取種種人，合成一個”的典型化方法塑造了阿Q.

作為現實主義藝術表現方法的白描手法，在作品中被大量運用，小說選取最能表現人物性格特征的細節和語言，用極精練的筆墨勾勒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傷逝》

(一)識記：

這是魯迅小說中唯一的一部以青年的戀愛和婚姻為題材的作品。

(二)論述：

1、 分析《傷逝》中悲劇的社會根源及主人公思想方面的原因。

涓生和子君愛情悲劇的主要社會原因有：封建勢力依然強大，五四時期雖然出現了新思想新文化，但封建思想意識并不是即刻就被一掃而盡的，它仍然在各個方面影響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如小東西的告密、局長的免職令等。因此，知識分子個性解放的要求不可能離開社會解放而單獨完成，離開了社會解放，無論他們曾經表現得如何堅決，他們的抗爭終究是軟弱無力的，甚至是一事無成的。

悲劇還有來自主人公思想方面的原因：從子君的角度來說，她把愛情作為人生唯一的要義，是她的致命弱點，就此，她不可能獲得人格上和經濟地位上的獨立。而涓生則錯誤地把愛情生活與生存競爭根本對立起來，以為在求生的道路上是子君妨礙了他，只要擺脫子君，“新的生路”便“橫在前面”。

2、 子君形象分析。

子君是具有五四時代特征的新女性形象。她在婚姻、戀愛問題上堅定大膽的主張和行動，無疑是對封建傳統的一次真正勇敢的挑戰。“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這是中國女性個性覺醒的宣言。但子君沖破阻礙終于與涓生結合后，卻以為終極目標達到了，從而她的生活和思想變得空虛與庸俗。喂雞、養狗、做家務成了她的全部，她挑戰生活的激情被銷蝕了，自然也不具備了那種改變和支配環境的能力。在經濟和愛情的雙重打擊下，她只能落敗。

子君的悲劇使我們看到：在人生探索的道路上，僅靠個性解放是遠遠不夠的，如果沒有整個社會的改革和解放，戀愛婚姻等個性問題也不可能真正得以解決。

3、 分析小說的藝術特色：細膩深刻的心理描寫，濃郁的抒情色彩。

小說在敘述方式上采用了“涓生手記”的形式，以涓生的回憶來敘述他與子君的這場悲哀心碎的戀情。敘述中，涓生自剖心靈，展示了他紛繁而又深層的心理躍動。通過涓生的觀察，我們還看到了子君的內心活動。在敘述中，主人公的議論和濃重的抒情大大增強了作品的感情力度，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回環往復的抒情手法將故事提升到了一種新的境地：以深刻的思想啟示讀者的同時，以沉重、悲愴的感情力量震動讀者的心弦。

《春風沉醉的晚上》

(一)理解：

1、《春風沉醉的晚上》的自敘傳特點。

郁達夫認為，“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敘傳”。因而他常在作品中抒發自己的主觀感受，或在某個人物身上投上自己的影子。《春風沉醉的晚上》中“我”在 很大程度上就是作者的自畫像，有才華卻飽嘗失業貧困之苦，感情憂傷卻又跳動著一顆憤憤不平之心。陳二妹的形象是通過“我”的觀察和接觸來刻畫的，帶有“我”的情緒色彩。“自敘傳”并不等于自傳，而是強調文學作品應該表現“自我”，表現“內心的要求”。可見，自敘傳小說也是有虛構，由藝術想象和藝術加工而成的。

2、 作品結尾景物描寫的特點及其所傳達的情感內涵。

小說結尾處的景物描寫具有象征意味，低沉、哀傷、灰暗，它流露出了知識分子對前途把握不定的無限哀愁。

(二)論述：

分析作品中“我”和陳二妹交往的幾個階段及其所表達的思想。

“我”和陳二妹的交往有四個階段，①二人相識，單身的她疑懼、戒備貧困潦倒的“我”。②交往中二人有所了解，她對“我”消除疑懼，同情、信賴“我”。③她由誤會而責備、規勸“我”。④明真相，釋前疑，友誼升華。

《潘先生在難中》

(一)識記：

作者葉圣陶又名葉紹鈞，著有長篇小說《倪煥之》。早期短篇小說的特色正如茅盾指出的：“冷靜地諦視人生，客觀地寫實地描寫著灰色的卑瑣人生”。

(二)簡析：

小說結尾的點睛之筆。 小說結尾潘先生寫字歌頌、吹捧軍閥是全篇點睛之筆，是揭示潘先生小市民劣根性及其復雜性格的神來之筆。結尾處理不僅在結構上與開頭逃難對照，引人深思，而且在人物塑造上，使潘先生的內心世界得到更完滿的表現。為了保全自己，討好上司，他喪失了原則、是非，居然寫出“功高岳牧”、“德隆恩溥”的諛詞來。同時，他腦海中涌現了人民受難的鏡頭，表明他還沒有泯滅人性。小說以“看他再對上一句什么”結束，意欲啟發讀者思考，從而完善潘先生這一形象。

(三)論述：

1、分析潘先生的性格及形象意義。

潘先生是一個自私而庸俗的小市民形象。作者把他放在一個特定的時代環境里來實現其性格特征。1924年浙江軍閥混戰，潘先生是把自家的性命看得高于一切的，于是帶領全家逃難，逃難中潘先生的性格特點得到了最充分的暴露：他一遇風險，就手足無措，狼狽不堪;稍有安定，便又神氣十足，得意忘形，處事待人沒有原則，不講品行，得過且過，逆來順受。逃難中的潘先生實際上是動蕩不寧的社會環境中部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灰色人生和卑瑣性格的高度集中。潘先生的處世態度和性格弱點，即是作者對知識階層教員的嚴峻解剖與審視，也是作者所選擇的對社會給予揭露和批判的突破口，從這里讓人看到了我們民族的某些劣根性，潘先生的形象是那種特定的“灰色的卑瑣人生”的藝術象征，其意義超出了小市民的階層，它是中國民族劣根性的一部分。

2、分析小說的現實主義特色。

首先在結構上不追求曲折離奇的情節，而是以質樸的描寫，如實地表現平常人的平凡的故事，讓傾向從情節中自然地流露出來，因此作品具有很強的現實性和真實性;其次，不僅客觀地描寫潘先生這類小市民的生活狀貌，更注重挖掘其矛盾、卑鎖的內心世界，使人物形象立體化;第三，作品善于運用富有特征的動作和典型細節來突出人物性格，從而再現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第四，作品的語言純凈洗練，準確嚴謹而富于表現力和感染力。